除了法院起訴,你還可以這樣解決法律糾紛
發布時間:2020-05-19

原創 王粟 泰達律師事務所 5月19日

       疫情期間,由羅晉和孫儷主演的房屋中介電視劇《安家》刷爆朋友圈,劇中“徐姑姑”出售老洋房龔家花園的劇情可謂是跌宕起伏、一波三折,讓人直呼過癮,然而現實中的老洋房買賣卻更加錯綜復雜。

      1988年11月,曾經叱詫上海灘商界的大隆機器廠創始人嚴慶祥去世,留下位于上海愚園路699號的一處房產---“嚴家花園”,卻并未就財產分配留有遺囑。六年后,隨著其妻李慧君的去世,這處天價房產按照李慧君生前遺囑的意愿進行分配:嚴家繼承人將嚴家花園變賣后合資開辦一家公司,重振嚴氏企業。按照老夫人的遺愿,這本該是一個嚴家兒孫繼承祖輩信念,傳承民族企業家精神的故事,但事實卻遠非想象中那么美好--嚴家的三位繼承人對遺囑分配不滿并阻撓房產出售,負責操辦遺產分配事宜的嚴家老七遂一紙訴狀將三人告上法庭,要求剝奪她們的繼承權。次年,作為被告的三位繼承人上訴至上海第一中級人民法院,要求確認遺囑無效。至此,嚴家長達十年的繼承糾紛“戰斗”拉開了帷幕。

“嚴家花園”外景

            本案原是因繼承遺產而引發的典型家庭糾紛,但因為繼承人數眾多、涉案房產知名度高、標的額大且紛爭已久,若機械地按照法定繼承和遺囑繼承進行裁判很難徹底解決糾紛,容易出現“案子結了但問題沒結”的情況。基于案件的特殊性,承辦法官選擇了優先調節的審判方法:一方面以情入手化解當事人之間的對立情緒;另一方面創新調解方法,通過在法院主持下由各繼承人推薦買家的方案,將“嚴家花園”以1.27億元的高價售出,從而解決了本案中最核心的難題:房屋變現。

       2009年3月,嚴家所有的繼承人在民事調解書上簽字,至此,這場橫跨了兩個世紀的繼承糾紛,終于落下帷幕。2012年,最高法院對這起案件的裁判作出評價:“既實現了當事人的繼承權利,更維護了親情和家庭和睦這一更高的‘利益’,同時弘揚了‘和為貴’的家庭倫理和社會價值”。“嚴家花園”訴訟案件的完美解決,充分體現“調解”作為非訴糾紛化解機制的作用與意義,這一案件的經驗也以最高院的公報案例的形式在全國法院間推廣開來。

近日,最高法院印發《2020年人民法院司法改革工作要點》,提出“要全面推進一站式多元解紛和訴訟服務體系建設”,完善人民調解、行政調解、司法調解、商事調解和律師調解的聯動工作體系。由此我們不難看出,非訴糾紛解決機制的完善將是接下來人民法院司法改革工作的重點,而作為專業的法律服務者,律師也將在健全社會矛盾糾紛多元預防調處化解綜合機制之中扮演重要角色。本文將圍繞司法調解、商事調解和律師調解這三種與律師關系最為密切的非訴糾紛解決機制切入,討論在這一司法改革趨勢當中,律師的作用、地位和機遇。

. 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的由來

在現代法治社會當中存在多種多樣的糾紛化解形式,如仲裁、調解、警察介入爭吵、家庭權威進行協調等。某種程度上,現代民事訴訟就是糾紛化解的一種具象化體現。

20世紀初的美國,人們開始試圖尋找一種平和的、節約成本的糾紛解決方式,期望得到一種“沒有訴累的訴訟”,于是“替代性糾紛解決方式”(ADR)逐漸興起。這種機制追求的是充分發揮各種非訴糾紛解決方式的功能和特點,節約社會和當事人的成本,促進司法資源和效益的最大化。ADR在中國則由來已久,有著廣泛的社會文化認同,費孝通先生在《鄉土中國》中所刻畫的禮治社會就是其典型體現。現代司法體系下, “楓橋經驗”和董必武提出的“人民司法觀”則將這種“禮治”精神裝入調解這一制度當中,使其在社會主義法治社會當中得以充分發揮作用。

. 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中律師的地位和機遇

法治社會框架下的非訴糾紛解決并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和稀泥”,而是有著系統體系和完善運行機制的糾紛化解制度,在現有制度下則體現為司法ADR、商事ADR和律師調解制度。

(一) 司法ADR--司法改革中的調解先行

司法ADR的形式多種多樣,包括法院附設的調解、法官主持的強制性司法和解會議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對特定類型案件的“訴前調解”程序。

《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二十二條規定“當事人起訴到人民法院的民事糾紛,適宜調解的,先行調解”,在立案登記制實施以后,先行調解不僅可以起到分流法院訴訟案件的作用,更可以預先化解糾紛,節約司法資源。“先行調解”意味著調解的啟動是法院依職權啟動的前置性工作程序,是一種柔性的強制制度,實務中則會將其貫穿在整個民事訴訟過程當中,以便抓住每一個可能成功調解的機會。

調解制度是司法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結合最高法《進一步深化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改革的意見》,目前人民法院對常見的簡易民事糾紛使用前置調解程序,包括家事、相鄰關系、小額債務、消費者權益、交通事故、勞務糾紛和物業管理七大類。在律師代理上述類型的訴訟時,常常會有這樣的感受:雖然法律關系清晰、規定明確、證據詳實,但裁判結果往往不能令自己的當事人滿意,即便得到了勝訴判決,在執行上又困難重重。本次司法改革中推行的先行調解制度,由法官主動開啟調解程序,而司法權威的介入類似于中國傳統社會中族長居中介入族人矛盾的體系,從“嚴家花園”案中我們也不難看出,這往往會使解決糾紛事半功倍。

(二) 商事ADR--商會調解制度

2019年1月,最高法、全國工商聯聯合發布了《關于發揮商會調解優勢、推進民營經濟領域糾紛多元化解機制建設的意見》,從制度化層面規范了商會調解的運行。

商會調解是化解民營經濟領域矛盾糾紛的重要渠道,其主要就會員之間的糾紛、企業內部的糾紛(如勞動爭議)以及生產經營關聯方之間的糾紛進行調解,在促進和引導民營企業依法經營、依法治企、依法維權中起到重要作用。對于基礎性商事糾紛,這一制度避免了訴訟當中“維權成本”過大的問題,滿足了民營企業糾紛快速化解和有效化解的需求。

當顧問單位的合法權利受到侵害時,作為企業的法律顧問,律師多數會選擇訴訟或者仲裁方式進行救濟,然而在此類案件中,“執行難”往往是最令企業和律師頭疼的問題。由行業專家、優秀企業家、工會代表組成的商事調解組織,其本身在行業內就具有一定的權威地位,可以更好地把握商業慣例、交易習慣、當事人心理,從專業和情理的角度,更加靈活、快捷、針對性地解決糾紛。而相較于法院的“外人”身份,商會調解類似于一種內部的糾紛化解形式,其結果自然也更容易讓當事人從心理上接受,從而主動履行調解協議,使執行不再難。

(三) 律師調解

1. 公共法律服務

2019年司法體制機構改革,各省市紛紛確立的“公共法律服務體系”將法律援助、公證、司法鑒定等法律服務納入其中,作為專業的法律服務者,律師無疑是這一體系的中堅力量。

公共法律服務體系中有兩個重要的制度--法律援助和12348法網,律師就是這兩者的主要服務提供者。在法律觀念日益深入人心的今天,尋求法律咨詢是大部分人產生糾紛后的首要需求,此時律師則充當了法律的“導診員”這一角色。接到咨詢后,律師需要第一時間準確分析法律關系、明晰法律訴求,從而精準引導咨詢者找到最恰當的糾紛解決方式,這不僅僅是對法律基本功的要求,更是對一名律師的法律服務經驗、溝通技巧、判斷能力的全方位考驗。

對于初出茅廬的青年律師來說,沒有了訴訟的壓力與風險,公共法律服務就是積累經驗、把握當事人心理、鍛煉溝通技巧和分析能力的絕佳平臺。目前12348體系仍在建設完善當中,對法律人才有著巨大的需求,尤其是在各省市不斷推出政策性優惠和經濟性補貼的背景下,積極參與公共法律服務建設將會成為律師隊伍進一步發展的機遇。

   2.律師調解制度

2017年,最高法和司法部在北京、黑龍江、上海等11個省(直轄市)中開展律師調解的試點工作,通過在人民法院、公共法律服務中心、律師協會以及律師事務所中建立律師調解工作室的形式,充分發揮律師在非訴糾紛解決機制中的專業優勢、職業優勢和實踐優勢。

律師調解工作室主要對各類民商事糾紛進行調解,在公共法律服務的基礎上進一步實質性地介入并化解糾紛。依賴于律師群體的專業性,律師調解制度可以從法理層面為當事人進行分析和勸導,與從情理層面進行調解的人民調解制度相輔相成,使非訴途徑的糾紛化解機制效果最大化。同時,最高法和司法部建立了較為完善的制度方案,避免律師調解制度成為形式化的糾紛解決方式:一方面,通過公開承辦調解工作的律師事務所和律師名冊、設立調解工作規范、建立律師調解員回避制度等方式確保調解工作得以公正、高效、嚴肅地開展;另一方面,將調解協議與法院支付令對接,確保調解工作的成果得以保證,避免調解流于形式。

(四) 律師與ADR

誠然,追求當事人利益最大化是律師的職責,但這并不能簡單的與為當事人爭取到最多的經濟利益劃等號,綜合考慮多方面因素,如訴訟的成本、執行的成功率、當事人本身的家庭人情關系等等,才能為當事人做出最優解。更何況,在很多情況下“要個說法”才是當事人進行訴訟的主要目的,若律師不分情況,將訴訟的重心完全放在金錢的斤斤計較上,自然難以得到當事人的認同。

不論是司法ADR、商事ADR還是律師調解制度,都是律師積極參與其中的契機。以調解方式解決的糾紛周期短、成本低、當事人滿意度高,是一種高性價比的糾紛解決方式,律師也得以將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更需要專業研究的案件當中,而不必將大部分的時間花在“跑法院”和“溝通法官”當中。因此,積極參與并努力推進調解的進行,對律師和當事人來說是一件雙贏的事情。

作為職業的法律服務提供者,律師在調解當中首先要厘清法律關系,完善證據體系,明晰在訴訟當中可期望的裁判結果,以避免在調解過程當中無法維護當事人合理權益的情況出現;其次要理解當事人心理,明確其希望的解決方式與結果,綜合法律規定,為其爭取糾紛解決的最優解;最后要積極與法官溝通,努力推進調解的進行并在當中配合法官工作,以達到最好的調解效果。

結語

在國民法律素養日益提高的今天,律師必然會向著專業化、精細化、高水平化的方向發展,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的推行可以卓有成效地分流不同類型的糾紛,使每一個案件都能找到最恰當的解決方式,避免“龐統做縣令”所帶來的司法資源浪費,得益于這一司法改革所帶來的機遇,律師群體尤其是青年律師也得以逐漸擺脫“法律民工”的尷尬境遇,成長為專業的法律服務提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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